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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迅速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一系列财政、货币、收入、社会政策。能不能保增长,达到1999-2002年效果?现在经济刺激的根基与1999年比有利有弊。最大的困难,是外需不足会严峻得多。这次是金融机构危机(不是货币危机)、发达经济体的危机(不仅仅是新兴市场危机),外部需求的复苏时间较长。特别我国现在有了越南、柬埔寨等同样有着良好投资环境的国家,来和我们竞争产业转移,1999年时没有。另一个困难是社会经济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行政、汇率、运输、土地、环保、原材料、税负、利率等成本都上去了,1999年是两个1000亿,现在则是4万亿,投资的贡献率下来了。税率、利率等成本能够降下来,原材料、土地的价格也在下降,但也不会降到2006年前的水平,劳动力、行政成本则无法下降,汇率也贬不回去,行政成本需要政府机构改革相配合,也很难。

有利的一面,本次经济由过热骤然变冷,社会经济的实力犹存。财政体系资金结余较多,银行体系健康并且拨备充足,企业特别是央企握有的现金较多,不论是财政资本还是企业、银行等社会资本都有扩大投资的实力。1999年时经济已下滑了4年多,财政困难,银行不良资产高企,企业债台高筑。此外,1999年人民币贬值预期,我国资本外逃严重,现在仍然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呈净流入状态。

总的来看,与1999-2002年相比较,本次是外部困难一些,内部则好得多。这种情况下,有中央财政1.1万亿资金拉动,按照1:3的比例拉动社会投资,没有问题,我预期会远远超过。保增长不成问题,8%甚至8.5%都有可能。当然经济结构的调整依然面临重重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必须要和社会的消费需求转变结合起来,房市和股市处于中心地位。08年上半年,主要是中小企业困难,不少出口加工型企业破产,整体经济在数字上还是相当不错的。为什么9月份急转直下?两个原因,一是股市泡沫破灭,城市富裕阶层财富大缩水,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大衰退,进而带来重化工业的硬着陆。二是很多大企业误判经济形势,巨额原材料库存一下子消耗了过去5年的盈利积累,硬者陆、进入困境,比如大型钢铁企业、化工企业。全球实体经济9-10月才开始变糟,我国出口订单是在前几个月甚至上年签订的,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冲击从11月才全面开始的,影响峰值在今年一季度。所以,客观地看,8-10月的我国经济急转直下,与我国本身经济周期调整关系更大。

现在政府也认识到了房地产是主因,所以把安居工程列为10大措施之首。延缓房地产业的衰退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解决房地产衰退的唯一根本方法就是超低利率。日本之所以维持了十多年的1%以下的超低利率就是这个原因。存款利率降到2%以下,贷款利率降到4%以下。实行超低利率,约相当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左右,07年居民收入增长率达到12%,相应地住房贷款利率7%左右,08年居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到6%,住房贷款利率就应降到4%左右。此外,个人税费的减免、返还也是必须的。

政府经济刺激的成功,必须和社会消费需求衔接起来。1999-2002年的经济刺激成功,在于找到国民经济的需求点:住房和汽车。大家都说中国人很节俭,不好消费,其实要看需求点。漫长的封建年代,中国人对于购置土地的需求就一直很旺盛,这方面的支出一点都不节俭。中国人对教育的投资也一点都不吝啬,1999年拉动内需的一大办法就是高校大扩招。2003年以来,中国人对买房也是大笔投入,还举了3万多亿的债务(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来买房。既然中国人喜欢买房置地,政策就不去限制它。当前,有必要取消所谓控制别墅用地政策,并且还要降低别墅的价格,让富裕阶层能够消费得起。 有了房子,就会购置家电、纺织品等等,70多个产业就拉动起来了。鼓励住房消费,并以合适的价格出售住房,应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国策来坚持。诸如物业税之类的限制买房政策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宜出台。

住房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几乎是我国个人唯一的获得消费贷款的媒介。汽车贷款等个人消费类贷款、个人投资经营贷款的数量不及住房贷款的3%。没有了房贷,个人就没了融资渠道,就无以借钱消费,如何扩大内需?

一定程度的房价下跌,比如15-20%的调整,有利于活跃交易市场。房地产商的问题和大企业一样,都是积压存货(囤积土地)太多,消化困难,损失很大。房地产商的资金成本在8%左右,两年的房价停滞,其成本便增加16.64%。销售时间拖的越久,越不可能降价出售。我国没有住房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适度的房价下跌不会压抑个人消费。

今天的股票市场牵涉面已经很广,1.23亿个账户,流通市值最高曾超过10万亿元,相当于储蓄存款余额的一半,至少我国城市富裕阶层的财富已在金融市场里。建立平准基金,阶段性限制“大小非”减持,对于提振股市信心、扩大内需很有必要。

降低经济运行成本、进行自主创新在即期和长远都很重要。十大成本中的行政成本必须降下来,运输成本与此高度相关。大家都担心,4万亿投资计划会强化行政职能,实则提高行政成本。出口加工业再也没有兴盛的机会了,这个空洞需要有新的产业来弥补,广东称为“腾笼换鸟”。通过资金投入、体制变革来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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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老

黄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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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生,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200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4),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第十届共青团吉林省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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