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专政的政体便于工业化。

1960-1990年代的军政府时期普遍是这些国家爱发展最快的时期，年均增长率达到6%以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韩国军政府时期、新加坡、拉美的巴西和智利军政府时期，都是这些国家工业化时期。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廉价土地、大量的廉价资金、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军政府有利于这些要素的达成。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剩余产品丰富之后，第二代必然要求权利，民权运动自然高涨。穷一代要生存权，富二代要发展权，此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些东南亚经济体就衰败了，15年无起色。今天，这些国家修建基础设施很难，成本很高。不仅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巴西、阿根廷等等都经历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停滞。我们国家1914年前后杨度提出的那些观点不一定都是错的，以及后来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之说皆与此有关。后工业化时代，为政者既要顺应民权运动的潮流，又要保持稳定的发展环境，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虽然难办，世界上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土耳其、新加坡），关键是法制健全。

没有核心制造业的较大经济体不具有长期竞争力。

20世纪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印尼、马来西亚的经济都呈现快速发展，外资（承接产业转移）和低端产品出口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1993年以后中国崛起，大量境外资本从成本比较优势出发，转向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这些经济体没有培育出像样的制造业，基本上都是日本以及韩国、台湾在当地生产电子产品，销往全球。外资转走之后，当地没有了产值和收入，只能输出佣工，政府无钱，百姓无钱。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均如是。另一个对立面是韩国，三十年过程中培育出了世界级的制造业，如三星、LG、现代汽车、现代重工（造船）、浦项制铁、SK化工，这些企业成为韩国自主创新的主力，又通过对外投资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好处。中国台湾地区也培育了世界一流的电子企业（诸如台积电、明基、技嘉等），维持了竞争力。中国三十年所培养的世界级的制造业公认的可能只有华为等少数几家，一些垄断性的能源、资源和公共事业公司如电力、石油等是无法到别的国家去称雄的。

全球资源价格上涨对中国也有好处。

中国是资源净进口国，资源价格上涨自然不利中国。但中国迎来了一个基础设施出口的年代。中国制造基础设施的能力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比如电厂、电网、电信、路桥、铁路、场馆等的修建，以及相关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现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修建于八十年代、拉美的基础设施修建于六七十年代、非洲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市场需求十分庞大。只有中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中国的三大动力、一重二重、南车北车等价格竞争力强于GE、西门子、ABB、三菱等等。这些国家没有钱，但拥有资源，资源价格上涨，正好可以支付由中国进口基础设施建设的对价。安哥拉就是典型例子。日本不惧资源涨价，它有份额油、份额铁，有股权收益，中国将来有基础设施出口收入。同时，这也是中国崛起对人类文明的莫大贡献。

中国具有两个独到优势。

成本上升、吏治问题、民权上涨等这些问题都存在，中国的独到竞争优势在于土地公有（政府土地取之不尽）和城乡分割（农民工逆来顺受）。同时，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大国来替代中国，外资还要留在中国。三十年之后中国还能较快增长一段时期。明显抬头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者将看到，中国制造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地推动全球通货膨胀，西方消费者分享中国人口、资源和制度红利的盛宴日见图穷。